关于言论自由，老马有一个出色的论述，看过他那篇有关言论自由的经典文章，就知道老马也是愤青过的。言论自由问题当然不是愤青的专利发明，大概地上爬的蚂蚁也有言论自由的问题，当个体面对群体，这个问题就被问题了。
如果言论都如同男猿人的某种白色遗留物只在墙上找归宿，那么言论自由就不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。但男猿人除了磨墙，还要有意无意地让这遗留物成为种子甚至结果，为了防止一个小概率事件成为一场灾难，避孕就成为必要。同样地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，本质上与避孕相关。同构相关的还有社会结构与性结构，社会意识就是性意识的同构映射。个体是多，政府是一，如欢场游戏，言论自由的限制就如同这样的警示：预防爱滋病，请戴避孕套。
由此可见，避孕套的两大功能，避孕和避病，与言论自由的限制是同构相关的。只要在适当的时间进行适当的活动，避孕套绝对是一个多余的东西。但连理性都是非理性的，非适当时间进行非适当活动又更能保持腺体活力，因此避孕套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，如同言论自由的限制。
言论自由非绝对，这才是可现实的现实。由于言论自由的相对性，才有谈论言论自由的必要。这样，言论自由才不至于成为一个上帝式的绝对概念，才真正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具体问题。科技的发展，使得人对自己的把握更有信心，用到避孕套的机会将越来越少。试想，如果爱滋病都像感冒一样吃点药就好了，避孕套的需求将大幅减少。同构地，只有当政府的自信心大幅提高时，言论自由的限制才会大幅减少。
言论自由，衡量政府自信程度的最重要指标，这比GDP更有意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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