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；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
详解：上一章说明了必须通过对“贫富”的“不相”，达到“贫而无怨难；富而无骄易。”这样一个“人不相”的社会。所谓“人不相”，就是“人不知”到“人不愠”的中间环节和必经过程，就是社会中各种阶级、阶层等“相”都能平等地存在，不会出现某种类型的“相”以其“相”为相，从而一“相”独大，凌驾于其他各“相”之上。一旦出现一“相”独大，以“相”为相的，就要对之“不相”，回复到“人不相”的众相平等。而只有“不相”，才能“不同”；只有能同时容纳各种的“不同”，才能成就其“大”，才能有所谓的“大同”。
但这种“人不相”的社会只是一个中间环节，行“圣人之道”，最终要实现的是“人不愠”的大同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接着就有了这一章。子贡，孔子的学生，以为“人不相”就是最高的境界，所以问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这个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就是上一章所说的“贫而无怨难；富而无骄易。”也就是“人不相”的社会状态。但孔子给予的回答是：“可也；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这种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的“人不相”社会是可以的，已经不错了，但还不是最理想的状态，对于儒家来说，最理想的社会就是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的“人不愠”的大同社会。
由于受通常观念的干扰，一般人都习惯于只在财富的角度使用“贫富”，但在上一章的解释里已经反复强调，《论语》里的“贫富”不单单指财富方面，只要人与人之间能产生差异的地方，无论是学识、智力、财富，还是政治地位、社会角色等等，都会出现“贫富”。而“人不愠”的大同社会并不是要消灭一切差异的绝对平均的社会，因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。人与人的差异，是必然存在的，探讨在一切方面绝对平均的社会，只能是乌托邦，毫无意义。而儒家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，根本不去假设这种毫无意义的社会存在，而是在承认人与人差异的必然性前提下，探讨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，其结论就是“人不愠”的大同社会。
用“贫富”对社会形态进行分类，就可以得出三种基本的社会形态：“贫而谄，富而骄”、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、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，分别对应着“人不知”、“人不相”、“人不愠”的社会。而行“圣人之道”，就是要把“人不知”的社会，通过“人不相”的中间环节，最终达到“人不愠”的大同社会。《论语》对社会形态的总体把握，是十分清楚的，只是自古以来，腐儒被劣识所困，而无知之辈被妖人蛊惑，胡诌什么“打倒孔家店”的昏话。这种人，连孔子、《论语》、儒家究竟说了些什么都没搞明白，就唾天以自污，岂能不千古遗臭？
“谄”就是“奉承”，不光指语言，还包括一切行为。为什么要“奉承”？就因为是弱者而有所求。在“贫而谄，富而骄”的“人不知”社会，这种“贫而谄”无所不在。例如，下级和上级，打工和老板，鸭子和嫖鸭子的，（男）研究生和（女）教授，FANS对偶像，小国对大国等等。至于“富而骄”就更不用说了，“骄”，因强大而骄横。像美国，就是国家“富而骄”的典型；至于人的例子，随处可见。“贫而谄”不得，最终就会“贫而怨难”，因“怨”有“仇”而“敌对”甚至“造反”，但“造反”成功的马上又成为“富而骄”，又有新的“贫而谄”，结果不断循环，都逃不出这个“贫而谄，富而骄”的“人不知”社会。
《论语》、儒家看穿了这个“贫而谄，富而骄”的恶性循环，知道在这里打圈圈是没用的，而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办法，只有通过“人不相”而达到“人不愠”，最终摆脱“贫而谄，富而骄”的“人不知”的恶性循环。要实现这个打破，首先就要实现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的“人不相”，为此，就必须要实现对“贫富”之相的“不相”，达到“人不相”。为什么实现对“贫富”之相的“不相”，就能实现“人不相”？是因为只要存在人与人的地方，就必然会出现各种方面的“贫富”之相，消灭这种“贫富”之相、将之抹平是不可能的，唯一办法就是使之“不相”，使得各种“贫富”之相能平等地存在，实现其“不同”，容纳各种“不同”而成其大，最终成就其“大同”。儒家、《论语》认为，这种“大同社会”的实现是当下的，是可以现世实现的，这种看法是由儒家的入世以及现世精神所决定的。
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，乐，yue，歌舞升平，连“贫”者弱者都能歌舞升平，而只有“不愠”才可能歌舞升平，连“贫”者都能“不愠”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人不愠”，这才是“大同”。这里，“礼乐”并举，并不是说“礼”归富者，“乐”归贫者，而是“互文”的修辞手法，无论贫富，都“乐”且好“礼”。为什么“礼乐”并举？“乐”是指个体的，“礼”是人与人之间的，人人歌舞升平，相互又以礼相待，这才可能“人不愠”。另外，人人歌舞升平，还指代人人有好的修养，都是具有高度修养的君子。所谓“修身、齐家、平天下”，其人身不修，又何来“人不愠”的大同“天下平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