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一个题目，也可以用这样的语气表述：“既然可以叫床，凭什么不能叫鸭？”确实，凭什么呀？既然都是叫后面带一个物体，虽然叫床的并不一定叫鸭，但叫鸭的也并不一定叫床，凭什么床就比鸭更特殊？就可以用叫这样并不特殊的动词来特殊地修饰？
显然，要证明叫床就比叫鸭更特殊，完全可以归结为去证明床比鸭更特殊。床和鸭同属于消费品这类相同部分，显然构不成前者对于后者的特殊性，必须追究的，还是两者不同的部分。火星人不一定知道，但至少地球人应该知道：床是死物，而鸭至少在能被叫的前提下，是活的。
死物和活物之间的最大区别，显然不是通过能否会动就能被说明。床，经常非床地动起来，这一点并不需要太职业的运动；而鸭的运动，却不是天经地义的，鸭是否能保持足够的运动，这无疑和职业操守密切相关。换言之，床在非床时最床，有关床的那常用的特殊功能，只有在这种非床的特殊形式下才能充分体现；而鸭在非鸭时最鸭，毕竟鸭是职业的，即使在其最有职业操守时，也掩盖不了那非鸭而鸭的一面。
由此可见，床和鸭无论在表面上有多少的不同，其实都是一回事，床并不比鸭更特殊。因此有关叫床和叫鸭之间的常识性区别，都是没有根据的，都是一种常识性谬误。而站在叫的主体角度，床和鸭的毫无分别就更无须讨论了，无论叫床还是叫鸭，站在叫的主体角度，都是主体能动性的一种释放。其实，叫什么不重要，关键是叫，更关键是能叫，最关键是不被叫。
有了上面的讨论，任何有叫的主动需求的，以后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：叫床有理，叫鸭无罪，能叫是福，不吃不睡！